陈昌洙：尹锡悦政府对日政策的方向及建议
01
韩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可能性
韩国国民力量党的尹锡悦的当选预示着韩国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文在寅政府不顾“强征劳工”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放任韩日关系恶化继而造成了两国关系糟糕的状况。文在寅政府在执政后半期虽然主张与日本进行对话，但不仅没有实现实质性的对话，反而遭到了日本的冷遇。文在寅政府首先重视的是朝鲜问题，对日政策失败起源于没有将日本看作合作者而是妨碍者。由于文在寅政府轻视对日政策，日本方面认为“韩国违背了约定”，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逆转使得韩日关系出现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由于日本坚持“由韩国应该解决问题”的态度，所以与文在寅政府的对话持消极态度，由此韩日关系陷入于困境。
资料来源：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20329061700073
尹锡悦非常重视韩日合作，所以很有可能会掀起极度恶劣的韩日关系的新风潮。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中将优先考虑韩日合作，表现出很强烈的韩美日合作的意愿。而且，尹锡悦政府在国际关系中重视韩日关系，可以说这与文在寅政府具有很大差异。尤其韩国为了成为尹锡悦所主张的“全球枢纽国家”，外交政策就必然摆脱朝韩关系的“囚牢”。为此，当务之急是韩日关系要从矛盾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尹锡悦在总统候选人时期为了改善韩日关系，主张进行全面协商，表现出了解决韩日历史问题的意向。他将对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联合发表的《韩日伙伴关系宣言》进行升级，由此试图开启韩日合作的新时代。而且，尹锡悦政府与文在寅政府不同，强调韩美日合作，特别是安保合作上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尹锡悦先后与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电话会谈。这可以看出，他就任韩国总统后，推进韩美日三国加强朝鲜半岛相关问题上的合作。此前，韩、日两国在中美博弈中处于类似的外交状况，但不仅没有发挥韩日合作的协同效应，反而出现了互相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尹锡悦通过强化韩美日合作来恢复对日“战略外交”，是为克服文在寅政府时期偏向于中国和朝鲜的外交政策的倾向。
02
韩国新政府对日政策的障碍因素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日之间将恢复实质性的对话渠道。至今为止，因反日情绪而犹豫不决的基于《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合作、印太战略、QUAD、CPTPP等韩美日合作也将获得动力。既然尹锡悦公开表示要参与QUAD，那么随着韩美日合作的扩大，很有可能转变为对中国的牵制及对朝鲜的强硬姿态。即，韩国以与美国合作为基础，韩日合作将得到加强。但改善韩日关系很难取得急速进展，能否成功推动日韩合作仍是一个未知数。
首先，韩国第20届韩国总统选举中，偏向于“民族主义”的共同民主党仍然占有国会172位议席的情况下，尹锡悦政府不得不与共同民主党进行协商。他虽当选为总统，但也承担了沉重的政治负担。如果韩国第一大党——共同民主党事事反对，韩国政坛就会陷入混乱，尹锡悦政府的对日外交也无法顺利推进。如果今后在2024年的议会选举中不能改变“朝小野大”的局面，尹锡悦政府的对日战略外交也将继续面临诸多困难。
另外，在文在寅总统执政下，带有影响力的反日市民团体也将成为对日政策的绊脚石。在选举最后阶段，虽然决定开出尹美香（前韩国“慰安妇”正义与纪念问题委员会会长）国会议员的资格，但仍然需要考虑市民团体的反应。在保守政权下，说服对日强硬的市民团体以及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受害者是最困难的课题。
当前来看，日本政府的对韩强硬态度也妨碍韩日关系的改善，但日本国内却对尹锡悦抱有期待。尹锡悦的当选可以成为摆脱对日本舆论、政治圈的对韩冷漠及不信任的契机。由于俄乌冲突、朝鲜的导弹试射、拜登政府要求改善韩日关系，等等，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不得不改善韩日关系。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倾向于认为韩日关系的改善取决于韩国新政府如何出台对日政策。如果日本政府像现在这样保持“先由韩国应该提出提案”的强硬姿态，尹锡悦政府必然会遭到国内反日舆论的妨碍。因此，韩日关系的改善也需要日方的协助。如果日本仍然未能改变原有的对韩强硬态度，韩国国内舆论也会保持对日的强硬态度，并不为韩国新政府助力，而且韩国国民也会很难接受尹锡悦政府的对日政策的转变。
03
韩国新政府对日政策的方向
尹锡悦新政府应该将前政府对日政策的失败当作反面教材。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因急于改善韩日关系，而无视国内舆论而遭到了打击，加上日本前首相安倍时期“丝毫没有反省”的主张也引起了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对。韩国总统文在寅主张以受害者为中心主义却和日本政府一样轻视了与受害者的沟通，而且日本前首相菅义伟甚至拒绝与韩国举行首脑会谈。两国首脑之间沟通的失败，最终助长了韩国“反日”和日本“厌韩”风潮，不仅对国内政治局势带来了影响，而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战略外交”也只能弱化。因此，韩日关系改善的核心是韩国国内的受害者政策、日本方面的道歉和反省、两国对话以及国内对韩日关系改善的舆论共识。
今后，即使是为了日韩两国实现“双赢”，也要管控历史认识问题，扩大利益范围，共享两国的发展战略。韩日两国的政界只有摆脱排他性民族主义情绪，才能加强战略合作。目前为止，韩日关系因利用国内政治的“不良学习效应”，双方都很难屈服于对方。因此，如果把对日政策的目标放在“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上，可能会重蹈覆辙。
韩日之间要认识到解决历史问题是长期的课题，将重点放在恢复两国的信任上来进行管理。即使从现在开始，韩日两国也应该摆脱陈旧的历史泥潭，在需要合作的领域中果断携手合作。可以说，解决历史问题取决于韩国希望得到何种程度的解决，并能达成何种程度的协议。因此，不能只把日本对韩态度当作问题，管理韩国对日本的态度，才能使韩日关系得到改善。无论谁优先打开对话之门，在韩日关系中都具有正当性。尽管如此，尹锡悦政府不能为尽快取得外交成果而着急，也不能因为赶时间而忽视国内对策。
在韩日经济合作中，即使两国之间存在对立，也要增加彼此利益。在应对国际问题上，韩日两国的战略合作非常重要。韩日两国虽然在对朝关系问题上的方法论存在差异，但不能放弃合作的战略姿态。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将会缩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差异。
虽然韩日两国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同，但考虑到尹锡悦对华外交政策，韩国只能加强韩日之间的合作。另外，在国际关系中，加强拜登政府所重视的韩美日合作，韩日两国应该起到促进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韩国新政府应巩固韩美日同盟中最薄弱的环节——韩日关系，同时考虑到韩日两国在东北亚秩序中的对大国博弈的影响力，为维护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而共同努力。
04
政策建议
另外，2022年5月末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期间，也可以考虑推进韩美日首脑会谈和日韩首脑会晤。因此，应尽快通过韩日首脑会谈，使两国的争论焦点——日本解除对韩出口规制和“恢复”《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回到原点。在韩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应该通过自上而下方式的日韩首脑会谈，先开启对话大门。在韩日关系中，不得不考虑俄乌冲突给韩日两国带来的考验和影响。为此，韩日也应该加强战略对话。
目前为止，韩日关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强征劳工”问题的现金化措施。从近几年的韩国法院对强征问题的出售命令来看，日韩面临着严重对立的危机。为防止韩日关系继续恶化，尹锡悦政府要抱着解决历史问题的重大决心，与受害者们（慰安妇，强制征用者）进行对话。到2022年5月末为止，韩国新政府的有关人士要通过与强制征用原告方面的随时接触，做好“代位偿债”的准备。
此外，有必要充分考虑受害者的立场，为安排其与日本被告企业的会面做准备。如果尹锡悦政府努力为受害者采取补偿措施和建立对话渠道，这将成为日本信任韩国的基础。即，尹锡悦政府需要与日本进行沟通，完善受害者对策的两面战略。日本也不能只要求韩国采取单方面的措施，而应该制定与韩国一起采取行动的解决方法。日本不应吝啬于包括“谢罪和反省”在内的象征性措施。而且，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尹锡悦政府寻求政府或企业代位偿还强制动员判决赔偿金的方法，日本也采取对受害者“谢罪和反省”的象征性措施，并进行协商。代位偿债的对象仅限于大法院最终胜诉判决者。
2、“慰安妇”问题可以通过接受2015年“慰安妇协议”和利用“和解与治愈财团”的功能，寻找能够解决的方案。“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应以日方的道歉为基础，恢复受害者的尊严、名誉和治愈其心灵伤害为目标。为了诚实履行2015年“慰安妇协议”，将日本支付的56亿韩元捐款和韩国政府存入女性家族部“两性平等基金”的103亿韩元合在一起，韩日两国政府将对“慰安妇”及遗属实行实质性补偿支付。而且，作为后续措施，两国政府会对民众进行恢复名誉的教育，并建立“慰安妇历史馆”，持续进行宣传工作。
3、为实施尹锡悦主张的与日本整体接近的方案，需要阶段性地恢复韩日之间的信赖。如果尹锡悦政府忽视这一点，韩日关系将再次陷入矛盾的泥潭。首先，有必要在韩日首脑会谈上制定方向和两国之间对目前的问题不再恶化的“绅士协定”。其次，韩日两国通过依次解决悬案问题，最终发表“金大中-小渊宣言升级版”的全面合作宣言。此外，韩国朝野应达成共识，制定“过去历史特别法”，摸索有效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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